清朝覆亡源于自身

Apr22

清朝覆亡源于自身

时间:2014/04/22 11:25 | 发布:历史新知网 | 分类:高中历史

 清朝覆亡源于自身

  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研究中,长期以来,有两种相当流行的主流观点:一曰辛亥革命纯由孙中山等人发动,清朝的覆亡是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实践的结果,即“孙中山正统观”;二曰辛亥革命发生的社会基础是阶级民族矛盾的极端尖锐化,它是在民乱不已,被统治阶级再也无法忍受的状况下发作。但当我们复归历史进行具体考察时,上述观点便呈现出若干难以自解之处。

  质疑一,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客观上说孙中山一派的活动处在低潮。因孙中山的活动圈子侧重于华侨和会党,与青年学生接触有限,同盟会成立后,很快就内部不和。1907年春,在“旗式”问题上,孙中山与黄兴发生争执。旋因日本赠款等问题,孙中山与章太炎、谭人凤等发生分歧。后来,因不满孙中山重点经营广东的方略,宋教仁等在上海另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至此,同盟会在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所以,对武昌起义的爆发,孙中山等是缺乏思想准备的。10月12日中午,孙中山是在万里之遥的美国城市丹佛(Denver)从报纸上意外得知起义消息的。由于孙中山的这一判断失误,他在欧美的外交活动绝少收获。国内方面,也由于孙中山的迟迟不归,进而丧失了把握革命领导权的最佳良机。直到11月2日,孙中山才从美国启程转赴英、法,12月25日方至上海,他的迟滞回国,又给袁世凯篡权造成直接机会。

  质疑二,如何看待辛亥年前夕社会阶级和民族矛盾的激化程度?这里,我们以民变作分析参数,因为民变是下层民众对现存制度的暴力反抗,它突出反映了社会动荡的信息。据统计,1856至1865年间,爆发民变2483次;1866至1875年间是1020次;1876至1885年间是391次;1886至1895年间是315次;1896至1911年间是566次。观此统计不难发现,民变次数最多的时段是19世纪50-60年代,而1896至1911年的时段,尽管统计时间是15年,但其数字也不足1856至1865年这10年间的1/4。民变是社会不满情绪达于极点的计量表。以此度量,若仍要坚持传统的辛亥时期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观点,无论如何难以立论。所以,辛亥革命主要的是中、上层社会的革命,与下层社会和民众确乎没有太多关系。

  看来,传统的单线(革命)范式难以解析丰富多彩的晚清历史。

  关于清朝的崩溃,过去多从王朝的对立面来研究,把王朝覆亡纳入辛亥革命的范畴。但现在我们发现,这种单一视角的模式难以对许多问题给予合理合情的解释。我们需要放宽视角,转从更大空间的多维视野来审视历史的问题和问题的历史。既然我们是研究清王朝的崩溃,那么除了从王朝权力结构的外部来寻找原因外,还应该从其内部来考量;除以推翻王朝的异已力量一面来寻求解答外,还应该从王朝自身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向我崩溃的另面来分析。或许,其内部的另面才是更重要的。武昌起义前的清朝统治集团,确乎是陷入深重的危机。清潮统治最重要的支柱的军队、士绅、官吏、满族已全部动摇,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已不复有力支撑,因此,武昌起义使王朝大厦轰然倒塌是历史的必然。

  在清朝覆亡原因研究的问题上应该理解清楚的一些基本概念。

  第一,晚清覆亡史不等于辛亥革命史。但我们以往的许多研究长期在“孙中山中心”和“革命史观”的理念上兜圈子,使我们多注意王朝的对立面而忽略了王朝本身。应该说,清朝覆亡是多种内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王朝内部结构的演生变动无疑是主因。王朝的灭亡不纯然是被推翻,而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崩溃,清朝已经走到历史“气数”的尽头。清王朝与其说是被异己力量推翻,毋宁说是更多地败亡于自己之手。这里,视角转换和拓宽非常重要,如果把晚清史仅仅纳入辛亥革命的范畴来考量,将会大大局限我们的研究视野;同理,整个清末的历史也决不是一部辛亥革命史所能容纳的,辛亥革命只是晚清历史中的一部分,而决不是全部,在相当时段上也未必是主体。如果仅从王朝被推翻的视角来看问题,还很容易导出一个“告别革命”的错误结论:即如果王朝的反对力量不将其推翻,而是假以时日,让清廷从容进行“改革”,那么,对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将更为有利。实际上,不是孙中山等革命人给不给清明以时间,而是清朝所为已经自我宣判了死刑。

  第二,即或是王朝异己力量的生成,也很大程度上要从王朝本体的角度来审视,因为,当时的国家操于执政者之手。其中,“新政”的采行尤为重要。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晚清王朝的旧肌体中难以容纳的“新政”改革的新因素。清政府实行“新政”的目的是要维护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但“新政”实行的结果是导出新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衍变,两者导体相斥,凿枘不入。经济改革本想克服王朝的财政危机,结果却导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在此经济和阶级基础上产生的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孙中山等为首的革命派,康有为等为首的海外宪政派,张謇等为首的国内立宪派愈趋活跃,最终三者合流,掀起覆清浪潮。军事改革本想培植武装力量保卫王朝,镇压革命,结果却给革命党提供了兵源。教育改革本想为王朝培养人才,结果却阻断了旧式知识分子的出路,迫其转为一个不同于士类的新知社群。而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新军,新式知识分子这三个“新政”造就或壮大的产物,恰恰成为王朝灭亡最主要的掘墓人。

 

  第三,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作出另说,并无意于否认中山先生的崇高地位和辛亥革命的丰功伟绩,只是想尽力依据历史的实际对此重新定位。孙中山主要是一个政治人物,辛亥革命也主要是一场政治事件,但既为后来者的学术研究,便应以实事求是的学术关怀作为依归。就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来看,他以这场大革命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永远是辛亥革命高扬的旗帜。但中山先生对辛亥革命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一种思想的引领、主义的倡导和为天下先的启蒙宣传。具体说来,主要是表现在革命覆清创立民国的主义的首倡揭出;表现在对兴中会和同盟会等革命团体的缔造;表现在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和理论体系的构建;表现在反清斗争中那种不屈不挠、屡败屡战的鼓舞人心的精神昭示和封建帝制不再适合中国的观念的普及宣传,表现在共和国蓝图的绘制和展示……但是,其对辛亥革命的实际领导作用如何?确实需要作出恰如其分、符合史实的评说。不仅于此,辛亥革命与王朝覆亡间的关系,清朝倾覆的主因和这段历史应该从何角度审视等等,都还需要进行深入地研究。(摘自《史学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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